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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百一十六节 向贫富分化说不(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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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都拥有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的技能,如果不喜欢还可以继续其他职业培训,直到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。通过这种办法,用了一代人时间,北欧扭转了这种情况,他们的女性工作比例都达到了八成之多,比绝大多数国家都高。

    这种情况后来也遇到了挑战,那就是大量移民涌入之后,当移民发现他们不用努力工作融入北欧社会,只要拿北欧的社会福利就能过活,这就变成用北欧人的税金养外国移民,而这些没有工作、时间很多、文化不通的移民选择多生孩子,孩子越多补助越高,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。

    这是另一种情况了。

    朱敬伦考虑的是,北欧遇到的问题,是有他们自己的偏激引起的问题,比如工人党执政的北欧国家,过于强调工人的利益,最后造成了低效率。这种问题,在现在的中国不存在,中国现在的问题是,根本没有福利,工人一旦失业连基本保证都满足不来,即便工作,生活过的也不富裕,这不是享受问题,而是生存问题。

    所以朱敬伦建立福利制度的决心决不动摇。

    可是当他将自己的态度跟三省六部的官员一说的时候,一片反对声浪。

    尚书令赫德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宰相,不是他本人性格柔弱,而是他身份决定的,他是一个英国人,可因为他是一个英国人,所以他信奉英国那一套自由经济理论。

    这已经是1901年代了,各种经济学理论已经出现,老马的资本论都发行几十年了。

    赫德和一些接受了西方经济力量的技术官僚集体反对,认为朱敬伦所认为的,建立福利制度是效仿德国,在中国很难实行下去,他们的道理很简单,如果人不工作也能得到收入,只会养一大群懒汉,而且他们天然认为,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自然规律,放之四海而皆准。

    朱敬伦跟他进行激烈的讨论,告诉大家说,他建立福利制度的目的,不是德国的目的,不是俾斯麦说的,“期待拿退休金的人最好统治”,真正的目的是富民,让人人富足。

    可依然很难说服官员们。他们私下里说,这是皇帝做了一个美梦,却想拿来治国。

    朱敬伦感叹,他所打造的政府早就变了,他突然有些怀念当年那群迂腐的士大夫组成的政府,他们迂腐,但他们有民本主义精神,哪怕不做,他们也会感叹民穷民弱。现在倒好,这些官员对穷人没有一丝怜悯,认为人穷是因为懒惰,是因为天生蠢笨,活该受穷。

    他们的思想不是传统的“民为邦本”的思想,而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。

    不能怪他们,全世界的政客大多如此,这是世界流行观念。对抗这种观念的,恰恰是从工人文化中诞生的社会思潮。有的国家,两种观念都走向极端,最后爆发革命,有的国家,两种观念进行了妥协,最后进入福利社会。

    革命始终是成本最高的变革方式,能避免的情况下,朱敬伦绝对不想看到。

    现在这种迹象的苗头已经产生了,日本1880年代开始出现工人摆工等运动,中国在90年代也开始了,工人中大大小小的组织已经出现,有的抱着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想,有的甚至抱着革命思想。

    这些组织,并不仅仅是穷苦工人自发建立的,恰恰相反,大多数组织,其实是生活比较富足的精英参与建立的。最早的一批工会,是工厂中一些来自西方的技术专家,以及从西方留学回来的技术骨干建立的。

    这些精英建立的组织,大多数也并不打算革命,他们只是想通过谈判的方式改善工人待遇,提高工作,改善工作条件。

    一旦这些理性的组织的目的不被满足,那些极端的组织就会站出来,甚至看不到希望的理性组织也开始走向极端。

    朱敬伦赫然发现,在思想上,富有良知的精英,不管是新知识精英,还是传统士大夫,他们的思想竟然殊途同归。

    或者真的是胡适所说的,在一切人类美好道德层面上,各国传统美德都是互通的,儒家的仁政思想,忠孝礼仪文化,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,而是全世界各民族文化中普遍存在的。

    朱敬伦发现,靠说服已经很难让目前这些技术派官员跟自己站在同一阵线,即便强行通过一些政策,没有他们的主动支持,最后也很难收到良好的效果。

    三思之后,他决定将陈芝廷请回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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